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梦想,追逐十三年
[来源:永州新闻网]   [作者:席亚平]   [编辑:刘晶晶]   时间:2018-04-27 09:42:13

  永州新闻网讯(通讯员 席亚平)而立之年,我终于实现了梦想,加入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。

  那是1979年7月1日的晚上,祁阳县上马人民公社的小会议室里,破天荒地发起了一盏煤气灯,20余平方的土坯房会议室顿时显得雪亮。会议室墙上挂上了一条红纸横幅,“中共上马公社委员会入党宣誓仪式”,横幅下挂着鲜艳的党旗,还有一张红纸写上了“入党誓词”。以往凡布置各种会场的事都是我干的,而今天我竟然袖手旁观,很清闲。会场布置水平比起我来虽然差一点,但都显得异常庄严和肃穆。

  晚上八点左右,入党宣誓仪式开始,公社机关9名党员全部到会,大家围坐在代会议桌的乒乓球台周围,公社党委书记颜松年宣布大会的主要内容。公社党委副书记陈菊花作为我的入党介绍人之一,介绍了我的家庭、社会关系和工作情况。尽管平时大家都很融洽和随便,此时此刻我还是有点紧张,是激动起来后的那种紧张和强烈的期待。入党宣誓仪式开始了,只有我一个人,陈菊花同志领誓,我举右手跟着宣誓。宣誓结束后,公社组委要我发个言,我说我不会讲话,只是深深地给大家鞠了个躬。离开会场时,书记颜松年像长辈又像兄长,重重在我肩上拍了二下,虽没说什么,但我感受得到,这是信任、是期待、是更高的要求。

  党委成员继续开会研究其他工作,公社其他七八个同志不约而同地到了我的电话室,大家热情洋溢地向我祝贺,当然我得请客,掏出事先准备好的5块钱来交到炊事员手中,按照惯例,是要到农村打个狗来,全公社机关的十多个人大家“打平伙”,得到秋冬农闲才行,此时正值抗旱关头,

  夜深了,电话没了,我躺在床上久久不能入睡。往事一幕幕浮现在眼前,历历在目……

  我是个“老三届”,文革中1967年夏迈出了祁阳一中大门,进入了“广阔天地”。在偏远的山村,当时的高中生还算是“凤毛麟角”。作为一个佼佼者,我还是什么都学,什么都干,什么苦都吃。很快,在贫下中农的“再教育”之下,我变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“老农民”。但与此同时,我又是大队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”的核心成员,带领十多个城镇下放知青和本村青年,宣传“农业学大寨”,冲在“斗私批修”最前线。然而,尽管这样,我还是当不上大队的团支部书记。我明白,一旦我入了党,那位从土地改革以后就当基层干部的大队支书,其位子就不稳了。

  7年过去了,1974年秋,公社一位姓袁的副书记又叫管委会主任来到我满明大队检查工作。此时,我们父亲从祁东回来探亲,叫我挑担谷去大队碾米厂加工,还给了我一包“祁东牌”香烟,四角八分钱一包,很贵的。在大队的小学里,我碰上了这位袁书记。在小学教师的介绍下,我和袁书记搭上了话,当然我恭恭敬敬把香烟奉上,还有其他好几个人。是抽了我的烟吧,在座的几位异口同声都说我很好,能文又能武。抽了3根烟以后,袁书记走了,没听大队干部汇报了。

  半个月后,我突然接到了通知,说公社党委找我有事。我吓了一跳,犯错误了,慌慌张张来到公社。四里小路,半个小时赶到。接待我的是个年轻的公社武装部长李友生。他告诉我,说公社党委决定,让我担任公社文化站辅导员。我松了一口气。公社文化站辅导员不脱产,每月补助12元,一年144元,我很满足。因为当时农村全劳力一年收入最多的也不过一百六七十元。我非常感谢公社党委,于是,凡公社有关文化、宣传和其他各方面的事,只要找我,我立刻赶到公社,有时甚至从水田里爬上来,满身泥巴就迅速赶到公社,领导们很感动。

  过了一年,1995年冬,公社原电话员招工走了,我当上了公社电话员,住进了上马公社机关,变成一名所谓的“集体干部”。进了机关以后,我什么都干,我的字写得还可以,于是凡写字写文章的活我都“包”了。包括农技员的“病虫简报”,电影放映员的“幻灯片”,广播员的“广播稿”。公社秘书是个“老转”,于是我按照公社颜书记的要求,通过电话统计和上报各种生产进度,搜集各类典型,有时甚至帮着干部听上级开的电话会,恭恭正正作好记录,交给有关领导。成了公社一位不管“公章”的秘书。

  在公社工作二三年后,我也想入党,但胆小,不敢递交申请书,生怕公社党委驳了我的面子,反而很尴尬。1979年初,党委陈副书记半开玩笑地对我说,你们年轻人,有文化,工作好,怎么不争取进步呢?我明了,马上,我的入党申请书就交到了这位陈副书记手中,她笑了。

  我父亲1975年从祁东县调到了祁阳,先是在观音滩区当副书记管农业,后又调到县粮食局当第一副局长,1979年就在三塘公社沙子铺大队跟县长廖俊美搞点办样板。沙子铺大队跟上马公社的上椿大队相邻,离我公社也就2公里。入党后的第二天下午,我骑着广播员的破单车立刻就到了沙子铺,悄悄地把我入党的事告诉了父亲。他听了以后非常高兴,当着好几个搞点大干部的面说我昨天入了党,还把我夸了起来,弄得我很不好意思。父亲似乎还不罢休,说他二儿子入伍第二年就入了党,三儿子大学本科生,骄傲之情溢于言表。说完后,立刻掏出10块钱来,安排大队支书胡必寿,叫他买只鸡、买只鸭,找几斤好土酒,说要请客,庆贺一下。又要大队会计去公社供销社买烟。由于我晚上要值班,饭不能吃了,拿了父亲2包“祁东烟”,高高兴兴回公社请客去了。

  1981年,我通过祁阳县和衡阳地区的招干考试,在县经营管理科当上了一名国家干部。1982年,我调到县委办公室,干着老本行,电话值班员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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